“如果和美国比，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45岁左右正值壮年的人，中国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要我看，刚刚幼儿园上完，还没上小学。”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这样形容中美PE的差距。 

　　2009年5月5日，红鼎创投董事长刘晓人因涉嫌非法集资数亿，无力偿还而主动自首。

　　2009年5月10日，汇乐集团董事长黄浩也因涉嫌非法集资被警方带走。

　　不足一周，国内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投资）界接连曝出两桩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一时在中国PE界激起千层浪。

　　对于汇乐、红鼎涉嫌非吸事件，陈玮认为，这是中国PE发展不成熟的一个表现，也是PE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正常现象。

　　但汇乐、红鼎事件又不禁让人联想：目前PE界还潜伏着多少“撞红线”的人？还会有多少普通百姓或创业团队会因此赔上身家性命？

　　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哪里？导致罪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根除或减少罪的发生？中国PE如何才能更健康地成长？

　　GP非法集资谁之过？

　　对于刘晓人涉嫌非法集资，乾龙创投合伙人查立认为，刘只是打着“创投”的幌子集资诈骗，算不上真正的GP非法集资。

　　但在中国PE热的大环境里，查立并不排除一些GP进行非法集资现象的存在。

　　兴起于十几年前的中国PE行业目前几乎进入了“全民PE”状态。

　　各种会议、论坛上，穿梭着各色风险投资人。他们之前的背景也五花八门：券商、企业家、富二代、律师、记者、小企业主，甚至还有普通百姓。

　　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显示：2008年，在金融危机横行的情况下，中国风险投资机构数量比2007年还新增了81家，总数达464家。

　　因此，有人用“全民运动”、“全民PE”来形容中国PE业目前的壮观。

　　全民PE的兴起除了“逐利”的因素，在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楚宇泰看来，跟当下的政策环境也不无关系，“因为政府鼓励，就把大家动员起来了。”

　　不管怎样，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但一边是全民PE，另一边却是众多机构对人民币基金的募集叫苦不迭。

　　对于在国内募资，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感叹，“很难很难”。

　　浙商创投副总裁华晔宇也说，“我们募过人民币基金，没那么简单的。”

　　查立认为，中国LP不成熟一方面让“老实”的GP募资困难，另一方面给了那些“坏GP”机会，没有业绩，但却会乔装打扮，忽悠LP。

　　“在国内市场，资金永远是特别稀缺的，因为整个金融市场效率不高，使得我们对资金的饥渴更强烈一点。”楚宇泰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就不排除一些GP到散户里面，像卖股票一样去发动他们加入。

　　从PE发展成熟的美国来看，诸如养老金、大学基金这样的投资机构在LP中占绝大多数，个人只占少数。

　　在中国，就个人而言，“如果按照正规的来做，比如LP不参与管理，投资周期又这么长，风险高，还要付管理费，是很少有人能理解的。”达晨创投执行合伙人兼执行总裁肖冰认为，这是造成融资难的原因之一。

　　另外，他们“更多的是以LP和GP混合体”的形式出现。

　　就像当年发起成立温州东海创投的民营企业家胡旭苍所说，“让别人去管理这部分钱我们不放心”，这是导致当时东海创投GP遭罢免的关键。

　　机构LP中，社保基金已对PE开闸。

　　2008年，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正式对外公布，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同意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经发改委批准的产业基金和在发改委备案的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总体投资比例不超过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的10%。

　　鼎晖和弘毅成为首期获得社保基金投资的PE机构，分别获得20亿元。

　　这极大地刺激了其他PE机构管理人，他们甚至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关系来获得社保基金下一步的青睐。汇乐集团董事长黄浩也曾对社保基金充满想象。

　　2008年，天津德厚基金成立，黄浩担任执行合伙人。

　　此后，他在多个场合、多次公开表示，德厚正在为争取社保而努力。

　　2009年6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第三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上表示，社保基金将扩容，在去年向鼎晖、弘毅投资40亿的基础上，今年再选3至5家机构，使其对PE的投资额达到100亿。

　　但这依然意味着，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PE机构对社保基金是鞭长莫及的。

　　除了社保基金，券商、银行、保险机构也拿到了PE入场券，但他们更愿意自己做GP。

　　问题是，大家都面临GP多，钱少的困局，为什么涉嫌非法集资的是汇乐和红鼎？

　　在陈玮看来，“这个问题不能只怪到汇乐和红鼎头上。实际上，只要不加强监管，任何行业任何一个机构都可能出现类似非法集资的问题。”

　　PE只是少数人的游戏

　　汇乐、红鼎事发以后，有投资人感到庆幸，“这对于PE界来讲，或许是件好事，它说明PE投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

　　“PE投资不就是买卖企业嘛。”温州一位从制造业转做PE的GP认为。

　　还有人说，“投资有什么难呢，挣钱我不会，花钱我还不会吗？”

　　“和炒房、炒煤没什么区别”，这是红鼎创投刘晓人对PE的理解，他投资从来不先看别人的项目，90％是看人。“在传统行业投资的这些年里，我是专业做人的研究。”

　　2006年，只有初中文化、连打字都不会的刘晓人听到互联网一夜暴富的故事后，立志要投资互联网。他坦承，自己不懂互联网技术。

　　汇乐集团关于黄浩本人的介绍为，“从事企业购并、风险投资及理财投资策划运作多年，具有高端前沿的战略思维和深邃的资本运作理论及实战经验。”

　　事实上，汇乐一位高管告诉记者，黄浩出生于1980年代。记者查阅以前的资料获悉，黄浩毕业于某高校新闻专业，在成立汇乐公司之前，“做过几个月的电视台足球记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依然奋斗在投资一线的美国NEA创始合伙人迪克·克拉姆里克（Dick Kramlich）今年已经74岁高龄，他已经在科技领域有超过30年的风险投资经验。

　　众多来自房地产、股票、制造业等行业的中国GP在操作手法上也不按常理出牌。

　　红鼎创投的刘晓人在向一些民间债主集资时，“投资杭州的某处房产”、“做承兑汇票”等成为其所谓的投资流向。

　　官方网站显示，汇乐集团不仅投资了全椒县经济开发区300亩工业土地和2000亩农业用地的使用权，还涉足担保业务。

　　根据我国2006年3月推出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创投企业不得从事担保、房地产业务。

　　靠价格抢项目，追逐热点也成为国内许多GP的惯用手法，“谁上市就投资谁”。

　　1999年前后，创业板似推非推的玩笑让众多瞄准Pre-IPO项目的PE机构倒在了血泊里。

　　本轮的金融危机，对那些向出口导向型、钢铁、造船等周期较长的行业进行Pre-IPO投资的PE机构而言，眼下的日子可能也比较辛苦。

　　反观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大量缺乏经验的风险投资家的进入，加上1989-1991年美国经济的不景气，一些PE机构惨淡的业绩打击了GP对这个行业的热情，以至于退出这个领域。

　　在中国，证券投资业的发展历史同样也经历了目前PE业“军阀割据，甚至违法乱纪”的阶段。

　　但基金出来以后，投资者慢慢发现，“自己去做投资，还不如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做。”

　　“PE是很专业的事情”，这是陈玮在国内PE业经历10年历练后的切身感触。

　　“我们不能限制别人不做（GP），” 肖冰认为，“如果有钱，自己投着玩玩可以，但如果纯粹以赚钱为目的，还是需要专业的GP。”

　　而即使在今天，美国的PE业依然在经历大浪淘沙。

　　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共有7497名GP，低于一年前的8892人；而活跃的风险投资机构的数量也较2007年的1019家减少了13%，降至882家。

　　新闻集团（News Corp.）旗下的研究机构VentureSource分析，尽管2008年PE基金向初创公司投入了297亿美元，但它们从首次公开募股和出售初创公司中只获得了249亿美元。

　　很显然，业绩是PE获得LP支持的根本。

　　但是，对于LP来讲，PE同样被认为是一个小众市场。

　　红鼎创投刘晓人案发后，到德清县公安局报警的债主达几十个。

　　据说，一位债主借给刘晓人的钱是准备给儿子买婚房的钱；而一名下岗女工把50多万元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

　　渴望分享PE投资带来的高回报无一例外地成为他们愿意借钱给红鼎创投的原始动力。

　　“当初刘晓人说要做什么大学生创业基金，我们不懂，反正他说现在很流行，很赚钱，说的天花乱坠。”红鼎的一位债主称，“现在他自首了，钱没了，我们日子都法过了。”

　　PE投资风险大、投资期长的特点让陈玮觉得，“创业投资是永远是富人游戏，它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参与的。”

　　不过，查立认为，红鼎、汇乐这些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例曝光后，对中国的LP来讲，也是一次教育，让他们对GP的甄别更仔细。

　　在肖冰看来，即使一些大的知名机构，也不排除有利用名人效应、乔装打扮来获取LP资金的可能。

　　尤其是对个人LP来讲，选择专业的GP，并对GP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对于LP来说可能更靠谱一些。

　　但肖冰称，因为现在PE市场缺乏法律监管，多数PE机构只是靠自我约束，“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事”，因为“不排除中间有人会变，即使以前做得很成功的GP，也不能排除卷款潜逃的道德风险”

　　陈玮认为，政府的引导作用和监管需要加强。如果出台PE管理办法，希望政府相信市场的力量，将规范和扶持并行。

　　“当然，PE业的健康发展更离不开GP的自律。GP就是业绩、专业和品牌获得LP信任的。”陈玮说，GP干一次坏事就足以前功尽弃。